1993年聖誕節的清晨,派翠西亞‧安德森與他的四名子女停紅燈時,遭到後方來車追撞,通用汽車出產的1979年Chevrolet Malibu油箱隨即起火燃燒,造成派翠西亞與子女嚴重的二、三級燒傷。隨後的審判過程中,法庭發現,通用汽車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共遭控告五十一件油箱起火的案件。但在公司內部的報告中,分析師表示,每輛車平均負擔的油箱起火致死成本為2.4美元,若不變更油箱設計,公司每輛車可以節省6.19美元。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原則,當收益大於成本時,公司不應變更油箱設計,而聽任油箱起火案件發生,才符合公司的利益(註一)。
大二的我在《企業的性格與命運》一書上看到這個案例,也跟讀者們相同,總覺得有哪裡不對,但又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當時我正修習經濟系的個體經濟學課程,成本效益法則可以說是這門課的ABC入門:邊際效益大於邊際成本(MR>MC)時,廠商應投入生產,直到邊際效益與邊際成本相等(MR=MC)。可是,我相信在這個案例裡,我們都很難用這麼簡單的經濟學ABC,大聲說出:「對,通用汽車不應改變油箱設計,而應該等油箱起火事件發生後,再進行賠償。」
這樣的事件發生一件都嫌太多,但若順著經濟學告訴我們的生產邏輯來看,它卻無懈可擊——因為生產者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利潤」,因為人都是「自利」的。
這就是經濟學思考方式的危險。經濟學模型裡,將所有的人化約為生產者與消費者,將所有的行為簡化為供給與需求,於是我們可以得到這個從國中公民課本裡剪下來的圖。
這就是經濟學告訴我們的世界樣貌,多麼地簡單又漂亮的模型啊!
「因為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為了用有限的資源滿足無窮的慾望,理性的、自利的經濟人必須做出選擇。經濟問題就是選擇問題。」如果不接受這個基本原則,就沒有經濟學。
從國高中公民課本開始接觸經濟學的學生們,很容易接受這個基本原則,也很容易就接受此經濟循環的模型,因為這套邏輯的解釋力實在太強了!
有第一台任天堂就會開始夢想第一台WII,有了第一台WII,就會開始夢想湊齊宅宅三神器:WII、PS2、PSP。考到駕照開始,就會開始夢想第一台車,有了裕隆就會開始夢想雙B。沒聽說嗎?「寧願坐在賓士裡哭泣,也不要坐在TOYOTA上放空」。「駛到好車驚人偷,大厝歹拼掃,吃甲尚好驚血壓高,美某會兌人走」,這種逆向思考果然只有在歌詞裡才會出現。
可是,當我們戴著「經濟人」的眼鏡看世界,我們就會故度放大人類行為中經濟性的一面。當我們過於看中「貨幣」功能裡價值衡量的一個面向,就會過度化約金錢做為一種社會媒介,所具有的豐富的社會意義。
舉個例子來說,被美國《時代》雜誌選入2010年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的陳樹菊女士,多年來捐出近1000萬新台幣的善款,被封為亞洲英雄。人不是自利的嗎?陳女士因父親一句:「妳是要顧五個兄弟、小妹,還是要顧你自己?」與婚姻擦身而過。金錢不是衡量價值的最終標準嗎?陳樹菊女士的一千萬,比起郭台銘的一百五十億,哪個更讓人欽佩?我們稱郭台銘為台灣首富,我們會將郭台銘稱為台灣英雄嗎?在新聞上看到郭台銘又捐出多少善款,感動的同時,我們不會偷偷在心裡想:「這次不知道又節了多少稅」嗎?看到陳樹菊女士的善行,難道我們會想說:「這次不知道又多賣了幾顆高麗菜」嗎?
人當然是理性的,經濟學模型也能幫助我們分析問題,但眼裡只有經濟學式的思考模式,將會過度化約人類行為,更危險的是,它可能合理化自利的「不道德」行為。
比如說,當時通用汽車的決策者可以這麼說:「公司並不屬於決策者,而屬於每個購買公司股票的股東,因為決策者的工作就是幫股東賺錢,所以做出任何『有利』但『不道德』的決策,都是基於工作需要,與個人道德無關。」而公司的股東又不直接介入公司的經營,於是我們發現,沒有人必須直接對受害者負責。
將這種思考方式發揮到極致,會發生將所有資源「工具化」的危險。
舉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若一間工廠進行汙水處理的成本是一千萬元,將汙水不經處理,排入河川,公司能節省一千萬元,而這一千萬元的外部成本,將由河川流經區域的居民共同承擔。假設受影響居民有五百萬人,每人平均負擔成本兩元,在這種狀況下,幾乎不會有人為了兩元的成本,為了居民的環境權利,與工廠為敵。於是這種時候,經濟學課本會說,為了處理外部效果,需要政府的介入,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問題是,難道沒有人質疑過:工廠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排放廢水,居民從一開始就不應該縱容工廠啊!
如果我們順著經濟學告訴我們的邏輯來走,為謀得最大利益,將賴以維生的「自然」當作工具,透支資源將是可預期的結果,而這不也是我們的社會上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嗎?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除了「道德原因」以外,經濟學思考方式還有一個與我們每個人都切身相關的危險性,那就是,一個「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的人是不會快樂的。因為這個人不懂得「滿足」,總是追求自己所得不到的。佛說人有七苦,生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更苦。這七苦裡,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不喜的事物到來(怨憎會),喜愛的事物離開(愛別離),都是無法掌握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何又總要陷在「求不得」的泥沼中呢?
註一:Joel Bakan(2004)《企業的性格與命運》(李明 譯)pp.82-87,臺北:大塊文化。
延伸閱讀
Fred Block(2004)《後工業機會》(鄭陸霖、吳泉源 校譯),臺北:群學。
Georg Simmel(2007)《貨幣哲學》(于佩佩 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Joel Bakan(2004)《企業的性格與命運》(李明 譯),臺北:大塊文化。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