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聖誕節的清晨，派翠西亞‧安德森與他的四名子女停紅燈時，遭到後方來車追撞，通用汽車出產的1979年Chevrolet Malibu油箱隨即起火燃燒，造成派翠西亞與子女嚴重的二、三級燒傷。隨後的審判過程中，法庭發現，通用汽車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共遭控告五十一件油箱起火的案件。但在公司內部的報告中，分析師表示，每輛車平均負擔的油箱起火致死成本為2.4美元，若不變更油箱設計，公司每輛車可以節省6.19美元。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原則，當收益大於成本時，公司不應變更油箱設計，而聽任油箱起火案件發生，才符合公司的利益（註一）。
大二的我在《企業的性格與命運》一書上看到這個案例，也跟讀者們相同，總覺得有哪裡不對，但又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當時我正修習經濟系的個體經濟學課程，成本效益法則可以說是這門課的ABC入門：邊際效益大於邊際成本（MR>MC）時，廠商應投入生產，直到邊際效益與邊際成本相等（MR=MC）。可是，我相信在這個案例裡，我們都很難用這麼簡單的經濟學ABC，大聲說出：「對，通用汽車不應改變油箱設計，而應該等油箱起火事件發生後，再進行賠償。」
這樣的事件發生一件都嫌太多，但若順著經濟學告訴我們的生產邏輯來看，它卻無懈可擊——因為生產者的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利潤」，因為人都是「自利」的。
這就是經濟學思考方式的危險。經濟學模型裡，將所有的人化約為生產者與消費者，將所有的行為簡化為供給與需求，於是我們可以得到這個從國中公民課本裡剪下來的圖。
這就是經濟學告訴我們的世界樣貌，多麼地簡單又漂亮的模型啊！
「因為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為了用有限的資源滿足無窮的慾望，理性的、自利的經濟人必須做出選擇。經濟問題就是選擇問題。」如果不接受這個基本原則，就沒有經濟學。
從國高中公民課本開始接觸經濟學的學生們，很容易接受這個基本原則，也很容易就接受此經濟循環的模型，因為這套邏輯的解釋力實在太強了！
有第一台任天堂就會開始夢想第一台WII，有了第一台WII，就會開始夢想湊齊宅宅三神器：WII、PS2、PSP。考到駕照開始，就會開始夢想第一台車，有了裕隆就會開始夢想雙B。沒聽說嗎？「寧願坐在賓士裡哭泣，也不要坐在TOYOTA上放空」。「駛到好車驚人偷，大厝歹拼掃，吃甲尚好驚血壓高，美某會兌人走」，這種逆向思考果然只有在歌詞裡才會出現。
可是，當我們戴著「經濟人」的眼鏡看世界，我們就會故度放大人類行為中經濟性的一面。當我們過於看中「貨幣」功能裡價值衡量的一個面向，就會過度化約金錢做為一種社會媒介，所具有的豐富的社會意義。
舉個例子來說，被美國《時代》雜誌選入2010年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的陳樹菊女士，多年來捐出近1000萬新台幣的善款，被封為亞洲英雄。人不是自利的嗎？陳女士因父親一句：「妳是要顧五個兄弟、小妹，還是要顧你自己？」與婚姻擦身而過。金錢不是衡量價值的最終標準嗎？陳樹菊女士的一千萬，比起郭台銘的一百五十億，哪個更讓人欽佩？我們稱郭台銘為台灣首富，我們會將郭台銘稱為台灣英雄嗎？在新聞上看到郭台銘又捐出多少善款，感動的同時，我們不會偷偷在心裡想：「這次不知道又節了多少稅」嗎？看到陳樹菊女士的善行，難道我們會想說：「這次不知道又多賣了幾顆高麗菜」嗎？
人當然是理性的，經濟學模型也能幫助我們分析問題，但眼裡只有經濟學式的思考模式，將會過度化約人類行為，更危險的是，它可能合理化自利的「不道德」行為。
比如說，當時通用汽車的決策者可以這麼說：「公司並不屬於決策者，而屬於每個購買公司股票的股東，因為決策者的工作就是幫股東賺錢，所以做出任何『有利』但『不道德』的決策，都是基於工作需要，與個人道德無關。」而公司的股東又不直接介入公司的經營，於是我們發現，沒有人必須直接對受害者負責。
將這種思考方式發揮到極致，會發生將所有資源「工具化」的危險。
舉個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若一間工廠進行汙水處理的成本是一千萬元，將汙水不經處理，排入河川，公司能節省一千萬元，而這一千萬元的外部成本，將由河川流經區域的居民共同承擔。假設受影響居民有五百萬人，每人平均負擔成本兩元，在這種狀況下，幾乎不會有人為了兩元的成本，為了居民的環境權利，與工廠為敵。於是這種時候，經濟學課本會說，為了處理外部效果，需要政府的介入，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問題是，難道沒有人質疑過：工廠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排放廢水，居民從一開始就不應該縱容工廠啊！
如果我們順著經濟學告訴我們的邏輯來走，為謀得最大利益，將賴以維生的「自然」當作工具，透支資源將是可預期的結果，而這不也是我們的社會上每天都在發生的事嗎？
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除了「道德原因」以外，經濟學思考方式還有一個與我們每個人都切身相關的危險性，那就是，一個「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的人是不會快樂的。因為這個人不懂得「滿足」，總是追求自己所得不到的。佛說人有七苦，生老病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更苦。這七苦裡，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不喜的事物到來（怨憎會），喜愛的事物離開（愛別離），都是無法掌握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何又總要陷在「求不得」的泥沼中呢？
註一：Joel Bakan(2004)《企業的性格與命運》（李明 譯）pp.82-87，臺北：大塊文化。
延伸閱讀
Fred Block(2004)《後工業機會》（鄭陸霖、吳泉源 校譯），臺北：群學。
Georg Simmel(2007)《貨幣哲學》（于佩佩 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Joel Bakan(2004)《企業的性格與命運》（李明 譯），臺北：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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