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議員應曉薇鼓勵市政府以噴水方式驅趕遊民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在雙方的言論攻防中，我們的理性與感性似乎拉扯成兩個部分，一方面能同理遊民的社會處境，另一方面，深夜時分絕不會接近遊民進駐的場所；一方面，能從「貧困」批判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卻也期待乾淨整潔的「現代化」生活空間。而如此有趣的矛盾，正好展現「遊民」如何刺穿了當代的社會秩序想像，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占據一個無法納入也無法被排除的尷尬位置。
遊民，又被稱為「街友」或「無家可歸者」，這三個名稱正好展現了遊民所穿透的社會秩序的三個面向。
「街友」被聯想到「貧窮」
從社會階級的面向來看，「街友」這個稱呼，意味其「缺少維持人類生存的基本必需品」，如充足的食物、住房或衣服，無法滿足其維持身體健康的必要條件，意味著「絕對貧困」(absolute poverty)。在一個充斥著窮忙族的時代，「街友」的在場時時提醒著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遊民」，使得街友本身如同討人厭的報喪者一樣不受歡迎。
「無家可歸者」意味著危險
從空間面向來看，「無家可歸者」這個稱呼，意味其「在公共生活的空間進行應該在家裡進行的私人活動」，比如睡眠或洗漱。「無家可歸者」這樣的稱呼之所以言之成理，乃因我們把都市空間進行功能性劃分，不是私人的，就是公共的，在當代，私人空間的核心就是「家」。家的運作規則是華人社會中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由個體向外開展，用以安頓人際關係，尋求個體與群體的適當對應，開展出有親疏遠近之分的行動方式，從家庭秩序向外延伸，甚至可以開展到政治領域，安頓個人與世界的秩序，這也就是費孝通所稱「差序格局」。所以「家」(home)不只是物理空間的住屋(house)，也不只是因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而形成的家庭(family)，更是個人投入情感與互動的實踐產物。無「家」可歸者，被迫在街道的空間進行私人化的情感投入與互動，轉化公共空間的使用「秩序」，被視為需要被管理的亂源。因此，無家可歸者的出現被視為「破窗」，彰顯政府缺乏管理秩序的能力，也表示，缺乏管理的街道是「不安全」的。
「遊民」反譏「工作者」
最後，從時間面向來看，「遊民」這個稱呼意味著「遊手好閒者」，在一個消費者資本主義的時代，時間被劃分為兩種，生產的時間與消費的時間。所有的人類活動都被拉平到「謀生」的共同標準上來，所有的活動，如果不是為了「生存」，就會淪為「愛好」，而所有的時間，如果不是在工作，就是在休閒。但遊民的時間穿透了此種二元劃分，並狠狠地嘲諷資本主義時代的時間秩序。遊民的「工作」就是在街道上晃蕩，在垃圾桶或乞討中維持生計。不敢也不能進行「消費」的遊民，沒有能力透過消費「符號」來建構自我認同，更無法讓互動者透過「指認」符號來為其在個人的認知地圖上定位。無法被納入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又無法被排除，更無法被理解。因此，遊民的存在不只會引發個人性的安全感焦慮，更刺激了社會性的，對於現代化文明想像的焦慮，在這個意義底下，遊民成為名符其實的「陌生人」，輕易地被「我們」貼上不友善的，他者化的「汙名」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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