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的數據，民國百年，台灣的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率，已經分別來到94.67%與81.91%之譜。從這個數據看來，目前台灣已經慢慢進入一個「大家都升學」的社會。十年前（民國九一年），高職畢業生會選擇升學的還不到一半（46.58%），現在，高職畢業生有五分之四會選擇繼續升學。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升學社會。
當年聯考，我媽還懂得說：「如果考不上前三志願就去念專科。」那時好像有一個很簡單的分流，想念書升學的就去讀高中，對升學沒興趣的，想學技術的，就去職校。但從職校的升學率看來，現在的職校已經「高中化」了！似乎不論念高中或者高職，「升學」幾乎成了八成或九成的選擇。也就是說，現在的中學生，不論選高中還是高職，幾乎都有「必須」繼續升學的壓力，比我們當初更沒有選擇權！
為什麼我們的教育走到現在，即使我們在體制內越來越強調差異與多元，但我們走向差異與多元的「途徑」會越來越缺乏可能性呢？
根據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的數據，台灣的家長及學生，已經越來越渴望高等教育。2004年TEPS第十九期電子報中，揭露台灣國中生對自己的教育期待以及國中生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期待，數據顯示，當時臺灣的國中生，有44.6％期待自己能讀到大學與研究所（不包括科技大學），而國中生的父母，則有46.1%期待子女能讀到大學與研究所（不包括科技大學）。國中階段的特殊性，在於它仍處於國民義務教育，尚未經過考核與分發，因此家長與學生最敢於大膽地「想像」未來可達到的教育程度。
若配合學生對自己，及家長對子女未來工作的期待數據來看，TEPS第二波國中生家長資料中，除了54.2%的家長表示隨子女的興趣，4.6%表示還沒想過外，剩下41.2%的家長中，約有19.8%的家長期待子女成為律師、醫師等專業工作者，若加上期待子女進入教育部門工作的7.8%，大約有27.6%的家長（超過41.2%的一半）期待子女透過教育晉身為白領階級。而針對高中職及五專三年級學生所做的第四波調查中，則有高達45.5%的學生期待自己成為專業人員（專業工作者與技術專業人員）。
因此，我們的高中職升學率會這麼高的因素，還有台灣人這麼「熱愛教育」的因素，非常有可能，都是來自於整體社會對於「專家」的追求──台灣人膜拜文憑。
文憑是一種「資本」，一種可以排除他人佔有的社會資源。某些文化資本與技能獲得體制的肯認後，獲得了某種正當性，當國家壟斷文憑的發放權力，就讓學校壟斷了「教育」，而排除了工作場合、家庭環境等無法獲得文憑的教育手段，劃分出一個「受教育」的階段。簡單來說，國家跳出來說：「只有我能證明你是不是專家」，而且還要求我們必須參與很多的課程，接受很長時間的訓練，考很多奇怪的考試，然後才能拿到那張「證書」，證明你「真的專業」。我們為了成為專家，只能接受國家的遊戲規則，但卻很少有人會直接告訴你：這個遊戲本身並不是公平的。
當台灣社會越來越膜拜文憑，將會造成一些不利的社會後果。
第一，專家擁有的技能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貶值，且技術的升級意味著需要的新中產階級勞動者銳減，這不只意味著在勞動市場上，新中產階級的競爭將越來越激烈，也意味著，在學校教育體制中，升學競爭將越演越烈。因為文憑是專家所需具備的必要條件。
第二，若「成為專家」的白領生涯歷程成為可欲的目標，它就在某種程度上支配並改變了人們理解生產關係、學校、家庭與生活世界的方式，並在日常生活的實做中構築出一種複雜的霸權體制。為了培養子女成為專家，家庭承擔了比過去更重的教育職責，在家庭生活裡畫分出一段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實施學校要求的教學行為。比如，所有的家長都被學校要求必須在聯絡簿上簽名，並且要查看子女的家庭作業。
事實上，這些教育要求系統性地針對媽媽。為了教養子女在學校競爭中出線，父母需要投注大量的心力，參與子女的學習，於是性別分工的都市白領核心家庭在教育體制中特別有利。因為他們有辦法由高收入的一方（通常是父親）來支撐家庭經濟，而讓另一方（通常是母親）能全心全力教養小孩，配合學校的要求。最基本的來看，在台灣目前勞動力市場朝九晚五（還不算加班時間）的上班時間內，就少有人能在學生四點放學時去接送子女了，更何況，通常白領家庭的父母教育程度較高，比較有能力「自己教」小孩，節省一筆補習開銷。
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於2001年分別針對臺灣地區90學年度國中一年級以及高中（包括高職及五專）二年級學生所做的調查發現，大部分的父母會看孩子的作業和考卷，瞭解孩子的學習狀況。但國中父母監督孩子課業的比率高於高中父母，同時，國高中生的媽媽監督孩子功課的比率都遠遠地高過爸爸。表示自己時常會，或經常會看子女課業的父母，有57.2%國中生爸爸、75.3%國中生媽媽、39.5%高中生爸爸、58.1%高中生媽媽。可見孩子的學業教育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它是親職的展現，也是家庭之所以成為家庭的重要互動。
但我們不能忘記，家庭的配合其實有階級基礎的。
首先，它是昂貴的。即使不加入補習的費用，一個家庭要栽培子女接受長時間的學校教育，本身已經非常昂貴。從民國一百年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看來，每家戶平均教育支出是37,193元，這還包括單身(851元)、兩口之家(4,395元)的數字。三口之家的家戶年平均教育支出是26,958元，四口之家便跳到64,923元。可見只要有養小孩，每個月至少需有兩千以上的教育支出，在2006年TEPS第六十五期電子報中，報導國三學生有高達96%的學生補習或請家教，且有41%的家長每月付出超過4000元的補習費用。臺灣整體社會對於教育投資的增加，將使得不平等加劇。
其次，當家庭引進官方教學脈落時，也引進一套中產階級式的家庭關係想像，以及說話方式。我們開始接受，家庭應該營造一種愛智的學習環境，我們開始接受父母應該陪子女做作業，應該常常帶孩子去參觀博物館，應該每天幫子女準備便當水壺手帕衛生紙，最好每天說床邊故事給孩子聽。我們開始接受，當子女的行為出現偏差時，我們應該和他們講道理，不論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下，父母都應該節制自己的情緒，而「體罰」，逐漸成為一種標籤化的「惡行」。而這些要求，很詭異地，卻常常背離中下階層的父母以前受教育時被對待的方式，而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這些「不太會講道理」的父母的管教權。而在目前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氛圍下，這些屬於「家庭」場域的要求，常常是壓在媽媽身上。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當社會上有越來越多的學子與家長追求文憑，會使得「讀書升學」成為最安全的路，並使得「拒絕文憑」的風險提高。
拒絕教育體系的風險不只是在經濟場域，人是評價性的存在，拒絕大多數人承認的益品，可能無法抵擋社會標籤和分類。如此一來，競逐教育益品的鬥爭過程不只涉及社會資源的搶奪，也涉及道德界線的安排。
如果勞工階級兒童在機會平等的口號下被預期有能力與其他人競爭，又在功績主義的話語中，因挫敗而承受不良的標籤，在這個過程中，忽略勞工階級的意識形式、處世之道及語言符碼較難以在學校實現，將使得工人階級父母接受關於教育和菁英主義的主流價值，而積極地培養他們的小孩時，一旦子女的學業表現不理想，他們就更容易因此感到羞愧。如此一來，教育體系不止能實現資本的代間流動，並賦予其資源積累的正當性，更再製了階級做為區分形式及社會範疇的優先性，這是一系列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串結（interlocking）所獲得的結果。
在教育這個社會鬥爭的場域，學校生產了一種體制化的文化產品（即文憑），最終此種產品又由一小部分人所控制和積聚，層層上考的學校體系正是分配這種文化產品的過程，並在此分配過程中，再生產不平等的社會秩序，以及對某種特定的文化資本的選擇、生產、積累、和評價。最終，「讀書之外」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少，在十二年國教啟動的當代，這些社會後果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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