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源自Paul Willis於1972-1975年在漢默鎮的個案研究，寫作分為三個部分，序言部分清楚地交代作者為何要做這個研究，其核心提問、研究方法以及初步研究發現為何，第一部分呈現作者的參與觀察，第二部分進行理論分析。
本研究的提問從「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困難在於解釋別人如何成全他們；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困難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Willis 2018:33）開始，Willis的答案是：「正是那些孩子自身的文化，最為有效地讓部分工人階級子弟準備好用體力勞動的方式來出賣勞動力。因此，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底層角色中存在一種自我詛咒。然而，矛盾的是，他們是以真正的學習、肯定、占有和反抗形式來體驗這種詛咒的」（36）。
Willis的資料來源包括漢默鎮（Hammertown）十二個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階級子弟，選這所學校的原因是因為他位於一個典型的，建於戰間期的工人階級社會住宅社區中心，而這個社區處於漢默鎮中心。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和工人階級學校反抗文化的關係——他們不是反抗文化的成員，就是成員的朋友」（39）。同時，Willis也選擇了五個群體進行對比研究：漢默鎮男子學校同一年級的「循規生」（conformist lads），附近一所現代男女混合中等學校的一群工人階級出身的循規生，漢默鎮男子文法學校的一群「違規生」（non-conformist lads）、漢默鎮所在城市中心附近一所綜合中學的相似學生，還有最高級住宅區一所重點文法學校的一群各階級男「違規生」。Willis在課堂、學校和課餘活動中進行了參與觀察，同時也進行非正式訪問和日記，作為一個班級一員而非教師參與了學生的主修和選修課，還參加了一輪職業培訓課程。Willis還錄音訪談實驗組成員的所有父母、副校長，和小組學生長期接觸的低年級教師，以及職業指導官員。這份研究並未終止於學生離校後，Willis繼續對實驗組的十二名男孩以及對照組中挑出來的三名男孩進行工作跟蹤調查，與他們一起工作一段時間，進行參與觀察，最後與他們進行了一對一的錄音訪談，也有所選擇地採訪了領班、經理以及商店管理員。
我認為，Willis最重要的發現，在於他指出小子們（lads）最核心的精神，即反抗學校內的一切權威，拒絕與權威合作並且擾亂校園內的權威秩序，這類型的行動被稱為「玩」，而這麼做的原因是「好玩」，Willis認為，進入工廠後，這類「好玩」的行動仍然延續，小子們、循規生之間的差異，也在進入職場後進行區分。
「技術工作」傾向聘用循規生，當他們在毫無文化支持、缺乏消遣和習慣性產市模式的情況下開始乏味的工作時，他們被那些掌握大權的人視為更不願意接受現狀，更具威脅性的群體。因為這些男孩還像以前一樣，習慣於學校或多或少地傳獎給他們的那些平等、任人唯賢和個人主義的觀念。因此，儘管表面上沒有對峙，沒有大膽無理的舉動觸怒傳統意義上的旁觀者，但在關於對立形式的反思中所締結的秘密協約，並不會接受永久的權威結構——永久的「我們與他們」。因此，這些孩子更希望從工作中獲取真正的滿足和晉升機會。他們期望權力關係最終反映出來的只是能力上的差別。所有這些期望，加上社會娛樂絲毫沒有減輕個體的苦惱，使得循規生顯得令人討厭，「難以對付」。就體力工作和半技術工作而言，當權者經常傾向招聘「小子們」，而不是「書呆子」，而不是「書呆子」。「小子們」的「粗魯」背後，是他們對自身位置很現實的評價，是他們與人相處、打發一天生產的能力，是他們對工作和未來得過且過。最終「小子們」更討人喜歡，因為他們「能為自己找藉口」，「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這是有底線的，就是不能從「我們」的戰壕倒戈到「他們」的陣營中去，對「小子們」的成員來說，不僅廠房文化要比他們想像的更熟悉，而且新上司也很受歡迎、認可他們，他們可以盡情表現自己的個性，而這些是從前學校恰恰禁止的——這種最初的肯定，更使得從學校到工作的轉型成為一種對學校的逃離（227-228）。
相較之下，對於循規生而言，工作剛開始的幾個月被看作學校的延伸。而介於循規生與小子們之間的學生，可能會經歷一些問題：「他們會發現自己承擔著某類體力勞動——那裏的廠房文化特別容易發展出根本性的文化衝突，而非『轉型期』的困擾，他們很容易因從事不愉快的工作而受折磨。他們是最不介意公開嘲諷、諷刺和威脅的一群人，但是他們缺乏合式的方式保護自己。他們很容易成為受害者」（230-231）。
至此，Willis很明確地從民族誌的發現中，從「小子們」的文化要素，以及更廣泛的文化階級，再更廣泛的階級制度中，提煉出了其對於文化做為一個階級再生產的因素，而給出的答案。
接下來在第二部份的分析中，Willis又提出了洞察（penetration）與局限（limitation），將工人文化作為一個次文化進行分析：「洞察」是指一種文化形式中的各種念頭，這些念頭有助於洞察該文化形式的成員及他們在社會整體中所處的位置，而這種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質主義的或個體主義的。「侷限」是指混淆和妨礙這些「念頭」全面發展和表達的那些阻礙、偏離和意識形態影響（238）。而這些洞察與局限，一方面是小子們從反學校文化中獲得自尊，並提早進入工廠文化的來源，卻也是破壞階級團結，並鞏固資本主義的階級體系的因子，而這些文化因素、洞察與局限，Willis最後給了一個術語，即「意識形態」的討論。
我認為，本研究最重要的洞見，在於其「反常識」的部分，常識一般認為，勞工階級之所以成為勞工階級，是由於缺乏足夠的文憑或是機會而「被迫」為之，可是Willis從工人階級子弟在學校表現出的反文化，給我們一個相當令人驚訝的答案：勞工階級子弟是自願成為勞工階級的，而且在職涯選擇的因素上，除了人力資本或興趣等政治經濟或心理因素，給出了一個非常社會性的解釋：是勞工階級的文化將勞工階級子弟形塑成下一代的勞工階級。而Willis給我們的答案，不僅對於我們接下來探討不平等改善的議題上會有新的思考，更是賦予了勞工階級子弟更高的能動性。因為，我們讀了Willis後將會發現，並不是給予勞工階級更多的升學機會或是提高勞工待遇，就能「翻轉」勞工階級子弟的命運，要能真正地改善勞工階級家庭的再生產問題，需要形塑新的文化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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