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督開講

我認為，齊美爾這週閱讀之所以會出現這麼多「不知道」──不知道怎麼讀？不知道怎麼問？不知道怎麼作筆記？──跟齊美爾的寫作方式以及提問方式有很大的關係。他的寫作感覺沒有特定的起點與終點，沒有嚴謹的結構，其從社會心理特質切入的提問與討論，對受過基本社會學訓練的心靈來說，比較難以進入。畢竟，社會學第一堂課通常就會提到社會大於個人的總和，社會學理論通常也會從涂爾幹定義社會事實以及「用社會事實來解釋社會事實」開始，奠定社會學這門學科的特殊性。

因此，齊美爾的作品對社會學子來說既像哲學，又像心理學，讓人不知所措。會出現學生說的「從頭讀到尾覺得都沒有讀懂，但是也不知道該從哪裡提問」的情況，似乎也不令人意外了。

讀不懂很正常，我自己都覺得很多地方讀不懂，搞不好讀不懂的比讀懂的多，但提不出問題，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了。我們是不是預設，討論讀本必須得要鑽進讀本的脈絡裡，提出所謂「重要」的問題，才叫做提問呢？

我記得我剛到清大社會所的時候，對於寫memo感到很困擾，對於上課提問也很困擾，我過去在台大受到的訓練，或者說，某個特定的時期的台大的氛圍，是一個比誰讀得多的奇怪氛圍，要提出問題，要先說在哪一本書讀到這個，理解是甚麼，然後，可能跟你對話的另一個人就會說：「我讀到的不是這樣。」「這裡翻譯有問題。」或是「早期跟晚期的觀點不一樣，你可能要讀另外一本書。」結果搞得每次的提問都好像在比賽。如果人家讀過的你沒讀過，或者口才沒有別人好辯論不贏，有時候可能只是因為站在對方那裏的人多勢眾，就覺得自己羞愧地無地自容，趕快回家再多讀兩本書。

可是，當我們這麼執著於文本的時候，有時候，會忘記讀書的主體是自己，而不是書，更不是那個辯贏的場景。有時候，會犯了自大的毛病，覺得只有某種特定的解讀文本的方式才是「正確的」、「先進的」，而忘記了，學海無涯，即使掌握了就當時的年紀看來再怎麼深奧的知識，在整個知識的系譜中，也不過是滄海一粟。越是急著向下深掘，向外拓展知識圖譜，越是感到自己的渺小。

我記得我剛到清大的時候，常被老師要求：「你不要再跟我說讀本裡面講了什麼，你說說看你讀了以後的感覺是什麼？」同學也說：「你們都很喜歡講哪一本書哪一段的翻譯怎麼樣的，我每次都覺得你們好煩，那是很小的事情跟整體理解好像沒什麼關係。」那時候覺得非常地難受，不知道到底什麼樣的提問才是「好」的提問，所以每次問完問題都會在下課以後問老師問同學：「我剛剛問的是一個好問題嗎？」

直到有次，陳瑞樺老師非常嚴肅地問我說：「你為什麼每次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只要你有疑惑，那個問題就有問的價值，不管它是不是一個好問題呀！」我才有點恍然大悟。後來想想，執著於特定的讀本，特定的翻譯，特定的提問形式，其實把自己置於一個莫名其妙的競爭關係裡，用莫名其妙的標準限制自己要用特定的形式發言。如果跳脫這莫名其妙的競爭遊戲，就會發現，很多的限制是不必要的。

如果覺得讀本讀不懂，就坦然地承認自己讀不懂，大家可以都說說自己的理解，最怕的是，明明讀不懂，因為怕被人家發現自己讀不懂，所以裝懂，或者，騙自己懂。反正，講最極端的情況，我們今天都不可能化身為齊美爾、馬克思、涂爾幹，誰又敢說自己真的完全懂？有的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比較能理解馬克思，可能是因為以前已經聽過一些馬克思的理論，可能是因為，馬克思的寫作方式我們比較能接受，或者，我們都在用自以為理解馬克思的方式在理解馬克思，或許講到最後，我們根本不可能了解馬克思，也不可能了解齊美爾。

可是那又怎麼樣呢？

就算只是在討論的時候，說個兩句：「齊美爾感覺起來還蠻詩意的嘛」，發表一點心得，或者把齊美爾的東西拉出來跟其他學者稍微比較討論一下，順便討論一下目前的社會情況跟齊美爾寫作當時有沒有不一樣，也沒有關係呀！

提問有文本內的提問，也有文本外的提問，如果文本內的提問感覺很困難，那我們可以繞路走嘛，誰規定齊美爾只有一種閱讀跟理解的方式？就算你齊美爾讀得再好，好到台灣沒有其他人比你更了解齊美爾好了，那其他不了解齊美爾的人，就不能讀社會學理論了嗎？

有的時候，我們未必總是要跟理論硬碰硬，正面迎擊，繞個路走，未必不是好事。就好像，理論讀不好的時候，咱們可以依靠紮實的田野調查嘛，作品沒有理論的時候，咱們還能宣稱咱做的是行動研究，讀社會學沒有工作？咱們還能去教補習班呀！
那些秉持著某些「正統」的學術流派，堅持要閱讀特定的「正典」，要用特定的方式做筆記，要對照翻譯，要這樣要那樣才能讀好理論的人，包括以前的我，我們可能都要提醒自己，我們自己的「正統」也只是多種讀法中的其中一種而已，而我們面對的大學生，甚至是高中生，對他們來說，理論的意義，未必需要這麼地「正統」。學術有學術的基本規範，但未必每一個讀經典的大學生（或高中生）未來都會走學術，只要在當下那個階段的學習，能讓他們的心靈，因過去的隻言片語而受到啟發，那個啟發未必是學術上的，有的時候可能是心理上，或人生困境上的啟發，也許，就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基本的工作了。

因這兩週討論齊美爾遇到的問題，還有看到一些人對「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書單提出的討論，寫下一些看法。我以前很羞於把自己的觀點跟大家分享，尤其跟學術界分享。我可能敢寫社論，我可能敢寫專欄，可是，要面對學術界說話，總是覺得自己不夠格，怕被評價，覺得自己的看法一定比不上那些老師們吧。連戴伯芬老師跟我邀稿〈巷子口社會學〉時，我反應過來的第一句話都是：「那不是老師們在寫的嗎？」

這種對於自己的質疑，我認為，跟過去那種總在比賽「誰比較強」的討論模式，有很大的關係，搞到最後，我們的不敢問，不知道怎麼問，有很大的原因，可能只是因為──不想輸。而這真的是討論的目的嗎？

我知道，台大的學生心高氣傲，有時候真的很想挫挫學生的銳氣，不要說台大的學生了，有時候遇到一些高中生，也是一副那種自以為了不起的死樣子，真的看了蠻刺眼的。可是，因為自己可能就是那種從「自以為了不起」被打擊到「自以為沒什麼了不起」的學生，有時候，忍不住想讓學生知道知道天高地厚的時候，我會想說，讓學生「懂得謙虛」，是我們教學最重要的目的嗎？還是，學生雖然有點自以為了不起，但在自我膨脹之下他會想要懂得更多才會顯得自己更厲害，然後願意去學得更多，這樣才更能達成自主學習的目標呢？如果我們看到學生自以為了不起的樣子覺得刺眼，是因為他們真的犯了什麼嚴重的錯，還是因為他們的自以為了不起刺傷了我們驕傲的自尊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