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補習班教學生運動？？？可能嗎？？？
作者：周妤
完整授課內容記錄請看： 一堂學運課－－如何將社會議題融入中學社會科教學
我的碩士論文從事的，是關於國中教育、性別與階層化的相關研究，分析過學校、家庭與就業市場三個再生產機制的結構性連結後，我在「改革的可能性」中寫出以下幾段話，接下來便開始投入國高中生社會科教學工作。
（一）社會科教學作為一種社會介入
這段話很長，但它基本解釋了我之所以會在補習班談學運的理論性原因，所以還是節錄下來，沒耐心的人可以直接跳過這段比較枯燥的討論。
Willis（1981）已經為我們展現，一個「反學校文化」最後如何再生產心甘情願的工人，工人階級的孩子最後還是成為工人。從這個意義上來來看，革命絕不是推翻或宣揚反學校文化，反而必須相信，從學校教育入手的改革是可能的。Apple（2008:176）提供了可能的切入點：「學校確實重建了生產中的性別關係以及社會關係，但是＂在這些關係的背後＂，他們也再生產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特定反抗形式。」
雖然經濟場域仍是階級鬥爭的主要發生場所，但學校處於意識型態鬥爭的場域，意識型態不只會是經濟基礎的反映，也會主動模塑社會關係，因此，從臺灣社會看待學校教育的方式，以及學校與其他社會場域配合的方式，來改變階級關係，營造更平等的社會關係，這是可能的。
首先，Apple（2008）認為，可以透過更民主化的決策方式，利用教育的功能重建工人傳統，並聯合勞動階層的學生和家長，參與學校制度的批判與重建，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可以教育這些人，也可以回過頭來形成思考不同的教育方式。而Bowles與Gintis則認為，真正平等的教育改革必須消除使不平等正當化的意識形態功能，並聯合社會團體，對抗想分裂工人的企圖。從Apple、Bowles與Gintis的提議來看，我們可以在學校提供的官方知識中，加入批判性的知識，教育學童關於社會正義的概念，共同使平等社會成為新的追求。教改後的社會科教育便有這樣的企圖，我認為我們的學校應加強國高中社會科教育，尤其是公民科教育，使社會科學真正發揮它的影響力。
其次，Illich（1994:107）認為：「一個好的教育系統應具有三個特徵：第一，向所有希望學習的人提供其一生中任何時候接可利用的資源；第二，使所有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識的人都能找到想從他們那裡學到這些知識的人；第三，向所有希望向公眾提出問題的人提供相應的機會。這樣一種系統需要憲法對教育之保護。」我同意Illich此部分看法，我們的社會應解除學校在社會再生產機制中的決定性角色，不只要開放更多的教育場所，營造更多元的教學關係，讓學習階段不只是在學校裡，也應該開放學校，讓所有公民在生命的任何階段都能隨時取得所需的教育資源。封閉的學校應徹底擺脫過去威權時代殘留下的父權性格，在教育人員與學生之間，在學校與其他社會場域之間，都建立更民主的關係。
其中，家庭與學校之間的教育分工特別應該被檢討，Griffith and Smith （2007:135-136）這麼說：「孩童的學校教育涉及學校與家長的雙向互動關係，但卻往往變成是學校單方面以一個非常普遍的說法來加以詮釋——而這也顯示出學校是如何在一特殊的情境之下運作的。」我們應解除學校的特權！消除學校對婦女的無酬教育工作的依賴，讓國家（而非家庭）承擔更多的教育責任。
要求學校承擔更多的責任，卻要取消學校在社會再生產機制內的特權，並不是矛盾的要求，正是因為學校擁有特權，才能要求家庭配合學校的教學行動，並用家長的互補教育工作掩蓋學校教學不力的事實。但上述改革仰賴一個前提：即打破新保守主義式的個人歸因式意識型態，建立新的公共論述，不再把責任歸諸於家庭，使得因家庭資源導致的校內不平等合理化。
我們應認清，兒童教育是社會共同的利益，由學校或其他社會機構提供更多教學工作，更多的公立幼稚園，更多的補救教學，或是最重要的，減少每班的學生人數，讓學校老師能更了解個別學生的學習狀況，也有更多空間調整教學進度。
…最後，雖然教師作為僱員，其教學行動受到國家的控制，並可能在缺乏反思性的情況下成為霸權行動者，但是，老師是有可能進行革命的。長期從事教師培訓的Harris（1994）提醒，學校教師完全有可能在課堂上，用學校認可的手段揭露學校教育的階級再生產功能，以及從學校教育出發，批判國家與社會如何再生產不平等。讓我們想想，如果把大一社會學的課程用較為簡單的方式搬到國中課堂會怎樣？只要教師看穿學校在再生產體制中的位置，聯合起來爭取對學校教育過程的控制權，並與其他參與者（包括學生、家長以及社區居民）分享控制權，學生可以被召喚為具批判性格的意識型態主體。未來，這些學生也會再成為家教老師、學校老師或家長，從被社會化者變成社會化者，這些再生產行動者都可以在再生產過程中擴大他的革命性影響。
距離我寫下這段文字以來，已經一年半過去了，這段時間以來，我很努力地在尋找落實這段話的可能性，2012年12月7日，野莓遊行四年後，我終於可以說，我慢慢地找到方法了！
（二）2012年12月7日的天時、地利、人和
這一天，我的進度正好教到國中公民第三冊，談政治學的最後一堂課，在這一堂課裡，我花了兩個小時談論內閣制、總統制，以及臺灣的混合制，接著，用最後一個小時的時間，準備了一些影片及簡報，開始跟學生談臺灣的學生運動。剛好當時反媒體巨獸打得正歡，在公平交易委員會前的影片在網上瘋傳，陳為廷對部長「不禮貌」的事件正熱，這一個小時，我們就從保釣，談到野草莓，談到反媒體巨獸。
課程進行時我全程錄音，為的是能監督自己的表現，實話說，我非常非常地緊張，因為我覺得這個過程不只是全新的授課模式，更是一種「冒險」，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補習班能接受的方式，也不知道學生會不會喜歡這樣的老師。我所憑藉的，是我這兩三年來對補習班的認識。
補習班其實並不是那麼地在意老師教學的內容，只要老師能抓得住學生的心，並讓學生在課業成績上有所提昇，那麼，一個補習班老師絕對擁有比學校老師更高的自主性。這也是我一開始選擇補教業而不是學校的主因──補習班老師是種「偶像崇拜」（徐偉老師語），要能建立起學生與老師之間的attachment（賴公語），而我對於社會科的諸多期許，以及我的學科背景，正好能提供一套不同於傳統史地公分科教學的整合式教學，更重要的是，要讓社會科發揮它應有的力量，它是一門可以改變社會的學問。
而學運的這一堂課，正好是我的想法付諸實現的第一堂「完整」的課程。它對我的教學生涯意義太大了，所以我這堂課上得非常緊張，錄音可以聽得出來，我說話有點急，也比較少跟學生互動，因為我很怕被學生拖著走，而忘了自己該講的。在我的課程記錄裡，我盡可能地將逐字稿打出來，但我仍有部分刪減，因為我後來求證後發現，裡面有一些嚴重錯誤，比如，我把WE SHALL OVERCOME這首歌誤認為披頭四的作品。
我本來是該在授課前把資料核對過，但我的工作太滿，當天也是沒什麼準備就上場了，心裡只擺了個大綱，其他東西都是臨場發揮，這是我的失誤。
這門課之所以有辦法做出這樣的創新，有些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緣。我在這間補習班授課第二年，本來和團隊裡其他老師分授史地公，今年團隊安排我一個人教授社會科三個科目，讓我有更大的空間去挑戰三科互相結合的社會科教學，所以我在上這堂課之前，已經在臺灣史的部份談過白色恐怖、三月學運，也在地理課談過國光石化設廠、核電等議題，都是結合在正規的課程當中。
加上今天我接手以後，社會科招生比往年更佳，補習班負責人（聽說以嚴格出名）也欣賞我的風格，剛給我加薪。在這樣的鼓勵下，我也才敢跟補習班提出使用投影機的要求。
其實我在這堂課授課前一週，本來先跟導師談好，在八點借用有投影機的教室一小時，導師也爽快答應，沒想到授課當天，上課前兩小時，導師一條line過來，說投影機設定有問題，不能使用。我一看，心有點沉，我也是用慣投影機的人，知道這可能是個藉口。
打了電話給導師，他說要再調調看，到補習班以後，也說是當週還不方便使用。我那時有點急，畢竟時機一過不會再有，能在政治學收尾的時候談這些是最好的時機，學校剛考完第二次段考，沒有急迫的進度及成績壓力，這個時候跟補習班提要求，讓學生看些影片，也是最好的時機。
我心裡有點急，面上卻沒表現出來，後來補習班的負責人來跟我結十一月的薪水，我狀似不經意地問一句：「今天可以借用投影機教室一小時嗎？我想給學生看些補充的影片。」負責人很熱心，一口答應，接著一聲令下，導師跟教室就都沒問題了！
我觀察後推測，應該是導師去向使用投影機教室的國小部門借教室一小時，而國小部門的老師不同意，誰讓我們導師資歷淺呢？不過資歷再怎麼深，也深不過老闆啊！我這也算是「上訪」成功了吧！
再來，當週授課前，我的政治學（公民第三冊）是這樣教下來的：國體與政體à民主政治（民意政治、政黨政治、法治政治、責任政治）à中央政府（五權分立）à均權制度（中央與地方分權），在這樣的順序安排下，學生對於民主政治的安排已經有基本的認識，而歷史課程裡，我也不斷地提醒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並沒有想像中順利，包括二二八、雷震案、美麗島事件，學生都了然於心，所以，雖然教的是學生運動，但我的課程內容並沒有脫離課本！這是最重要的一點，也是補習班為什麼可以接受讓我亂搞的最主要原因！
學生可以學到他該學的東西，這才是教學的最根本目的，千萬不能本末倒置，讓補充教材真的變成「補充」，憑什麼要學生「花錢」來買你的補充呢？
再來，課程從暑期進行到十二月，學生與老師已經建立起強烈的信任與互動關係，在這樣的狀況下，一次兩次的「脫軌」是OK的，如果處理得好，還能讓這次的補充課程成為我個人特色的一部分，一種另類的行銷。至此，天時、地利、人和具備，才讓這堂課成為可能。
（三）課堂後心得
1. 需要改進的地方：錯誤的資訊與誇張
我覺得我犯下的最大錯誤是──提供錯誤的資訊，包括我把野莓遊行的時間記錯，記成12月6日，又把人數誇大為六千人，這是我認為我犯下的第二大錯誤──我很容易誇大事實！尤其在授課時，有時為了讓學生「有fu」，我會想把事情講得比較戲劇性，一個不小心，就會過於誇大。
也許誇大是所有補習班老師的原罪，我把自己當個銷售員，販賣的，是我腦海裡的知識，在這個過程裡，真不知造下了多少口業！
但若不這麼做，似乎又有點混不下去。畢竟我教的是中學生不是大學生，中學生沒有那麼強的自制力與專注力，除非能把話講得幽默有趣，否則上課三十分鐘就睡過去了，到時什麼都教不了。當然這只是這個行業的背景，而不是必然，誇大了就是誇大了，講錯了就是講錯了，沒有什麼說詞好講，盡量改進就是了。
2. 中學生的限制：背景知識與專有名詞
這堂課授課過程中，學生是被故事吸引住了，常常會發出一些討論跟評價，比如聽到生氣就罵聲「王八蛋」，要不就是在我提到一個主題時，在臺下跟同學說說自己知道的資訊，結果好像有一個壓力，學生要「假裝」自己這也知道，那也知道，比如講到翁山蘇姬時，有個同學立刻大聲說：「泰國的」，我一回：「緬甸的啦！」同學立刻大笑。或者講到樂生療養院，講到文林苑，臺下就會有「喔～」，「哦～」好像什麼都知道一樣，只有一兩個不怕丟臉的才敢問出來。
這也是授課中比較難的部份，很多事件我們覺得是背景知識的，學生可能根本不知道，他們太年輕了！四年前發生的事對他們來說就是上個世代的故事了，畢竟四年前，他們也才五六年級而已！
要將專有名詞用中學生能接受的方式講出來也很難，比如錄音裡至少有兩次，我太自然就把「國家機器」、NGO掛在嘴上，學生就會問什麼是國家機器，什麼是NGO？結果要講一件事又必須不斷解釋名詞，反而會影響理解。如果我當時直接用政府官員或警察等比較可親的字眼，可以減少許多理解的困難。
3. 剪輯過的學運故事
當然，這段關於學運的故事是剪輯過的，經過一些刻意的安排，把故事講得好像有順暢的時間與連結性。我相信沒有一個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會認同這種粗暴的分類法，但這種剪輯是故意的，也是必須的。因為我要在四十分鐘以內，講一個關於臺灣學生運動的故事，為了讓故事更精采，我刻意讓故事串到野草莓學運，只因我有參與這個運動，又為了讓故事更切身，我很快地從野草莓將場景拉到反媒體壟斷，因為它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4.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我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怎麼能在課堂上大聊政治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用我課堂上的發言做一個回答：「我們剛剛上課在上什麼？總統制、內閣制，我們在上三權分立，我們在上的是五院制度，我們教你們這些東西，你們會不會覺得這些東西他應該要被落實？」
什麼叫做「官方課程」？我們教給學生的東西本來就是經過篩選的，公民課本第三冊都叫做政治學了！怎麼可能不談政治？
國民教育社群網內，關於九年一貫的教學目標，第七點第八點就明示：「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力。」本來社會科課程就是要培養學生參與社會的能力，尤其是公民科，就是為了培養下一代公民，而公民，就是擁有參政權的國民。
既然臺灣社會的未來必須仰賴這些學生，教師不必自我審查，將政治與實事排除在教學之外。在課程中舉例，教導學生「使用」學到的東西去分析社會事件，才能讓社會科教育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至於我是否站在某種特定立場去引導學生？我的答案是，在課堂上哪些東西能上，哪些東西不該上，或者談些什麼樣的課題是「安全」的，談些什麼樣的課題是「煽動」的，本來就屬於象徵鬥爭的範圍，我有意識到這一點，且是有意識地做到這一點，就請講求「客觀、中立」的老師們別擔心我了！我的課程可能是在十個罵翻陳為廷的老師裡，少數一兩個用比較正面的態度談學生運動的。我很健康，學生也很健康，學生也沒有真的那麼容易被操控、被引導、被欺騙。
這堂課對我來說，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課後學生響起的掌聲，還有主任及導師的微笑，讓我知道，我已經慢慢地找到方法了。回家路上我的心情難以平靜，立刻把錄音檔拿出來聽，我的眼眶難以克制地濕了。也許這堂課做得還不夠好，但它是一個開始，一個很棒的開始。
參考資料：
Apple, Michael W.（2008）《教育與權力》（曲囡囡、劉明堂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Bowles,S. and Gintis, H.（1989）《資本主義美國的學校教育》（李錦旭譯）。臺北：桂冠。
Griffith, A. and Smith, D.（2008）《母職任務與學校教育的拔河》（呂明蓁等譯）。臺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arris, K.（1994）《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唐宗清譯）。臺北：桂冠。
Illich, I.（1994）《非學校化社會》（吳康寧譯）。臺北：桂冠。
Willis, P.（1977）Learning To Labor.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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