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4年四一０民間教改聯盟提出四大訴求後，1996年行政院教改會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決定推動十二項教育改革方案，其中與高等教育相關的改革有：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暢通升學管道、充實教育經費與加強教育研究等。多元入學的實施與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促使專科院校十年間（87學年至98學年）從53所減少至15所；政府鬆綁高等教育，也讓私立大學從83學年的8校增為97學年的63校。專科減少、大學增加的同時，高中學生的升學率從87學年的67.43%提升到97學年的88.64%，高職學生的升學率從24.74%提升到86.18%，可以說，現在不管就讀高中或高職，都要升大學（或科技大學），高中職學生的升學處境已經越來越類似。
教改中的暢通升學管道，本意為落實教育機會均等，減輕學生的壓力，讓各種才能都能被看見、讓更多元的生涯規劃被納入考慮，為何最後卻讓高中職學生的升學決策漸趨一致？
Cobb與Sennett 1973年在美國波士頓的研究指出，向上流動的工人階級有種隱藏的焦慮（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這種焦慮來自於教育。工人想獲得更多尊重，尊重伴隨著更高程度的正規教育而來，但對於正式教育感到無力是工人階級的整體經驗，如此一來，當工人們面對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時，認為他們有權力評斷自己，而工人們害怕自己不受尊重。台灣經歷五十年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轉型，表現出急速的社會流動，其中，大量的農村子弟離鄉、離農，進入城市、進入工商服務業是主要的流動路徑。蔡瑞明使用1990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數據指出，我們的父執輩，也就是當時20-29歲的人中，出身農村的有39.3%，但留在農村的只有3.8%；30-39歲的人中，出身農村的人有45%，只有8.6%留在農村。的確，我們這一代大學生大量地聽見父親或母親從鄉下到城市打拼的故事。為什麼教育對於快速向上流動的一代人來說這麼重要？一方面是因為受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實質的階級流動，另一方面，父母對子女就讀大學的期許背後能看見「階級的隱藏傷痕」，諄諄告誡子女：要受教育才不會讓人瞧不起。
Cobb與Sennett分析「階級的隱藏傷痕」形成的原因時，強調「受教育（educated）」這個詞是個「涵括性的辭彙（cover term）」，也就是說，受教育不只意味著知識上的傳遞，也是有教養的（well-educated）象徵。與人交往時，我們常常會用學歷來評估第一印象，翻開現今台灣報紙的求職版面，連（能從頭學起的）技術性工作都會要求大學學歷，林郁君的研究更是顯示出學業成就是評估自己或建立自我概念的重要指標之一。可見對台灣人而言，「文憑」不只代表一個人的知識水準，還象徵一個人的整體狀態。體制的改革結合社會心理狀態，讓「不能不念大學」成為現今台灣的社會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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